学生超越老师

我最早知道斯蒂格利茨是17年前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翻阅《萨缪尔森文集》，发现该文集的编者是J．Stiglitz，由此得知斯蒂格利茨是萨缪尔森的撑门弟子。那时，中国内地正在一篇篇连载对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的批判文章。对萨缪尔森的学说，当然应该加以批判。就是在西方，这种批判也是不断的。但真正在学术上扬弃萨缪尔森，推出崭新的经济学体系的，还是来自以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出自于MIT与哈佛大学的年轻一代学者。近30年来，正是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学者，在不完全信息、逆向选择、道德祸因、契约，组织的垂直等级关系中的激励机制设计与偏好识别等领域的不断探索，才拓宽了经济学的疆界。今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把重心转向了1970年以来的经济学成果，而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10年，正是斯蒂格利茨学术生涯最富创造力、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他在理论经济学的象牙塔——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

由这样一位现代经济学大师来编写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当然会浓缩他本人与同代人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深知市场机制不完备，由于深知生活中的制度约束条件是各种当事人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求解出来的，更由于深知现实是不大可能有最优解的，因此，斯蒂格利茨对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相当谨慎，他不相信一放开市场就会达到最优解，他不相信私有产权的种种神话，而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机制、组织和道德规范是一种资本，“休克疗法”否认现存组织资本的功能，必会导致灾祸。这种观点，正是斯蒂格利茨30年来一以贯之的关于激励、风险分担学说的再现。出于此，他不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做法，更是严厉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以“金融自由化”为条件才对东亚危机中诸国实施援助的政策主张。这种对市场机制的清醒态度，并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关注机制设计、建立与实施中的困难的态度，都是值得称道与赞赏的。而且，对于想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决策者与实业人士来说，上述观点可能更为贴切：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市场机制，而在于如何找出优化的市场机制建立途径，并完善市场机制；问题也不在于要不要市场均衡，而在于市场均衡往往是多重的，决策者应避免坏的市场均衡，去实现好的市场均衡。

经济学并不能具体教人如何赚钱致富，但经济学却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致富之道，这是由于，经济学是一种理念，是让人对周围世界与未来进程进行把握的一种思维框架。它不像哲学那样一般，它所对应的是我们周围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与种种努力也许能达到的若干种可能性。人们可以贬斥经济学为“无用之学”，因为它不像MBA课程那样具可操作性，但真正杰出的政府决策者与实业界人士的头脑里必定会有某种经济学的理念，这种理念若合乎潮流，便是一个公司的大幸，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大幸。